了解玉树藏族文化,守护康巴歌舞的根脉!

    七月中下旬，记者继前年寻访玉树之后，再一次踏上了拜谒青南高地的行程。

　　行走之前，我脑海里跳出“朱雀”这个意象。我欣悦于作为天之四灵与四方星宿之一的朱雀所具有的迢遥不息的文化象征，与我此行的地理空间暗相契合的美妙感应：根据中国古老的五行学说，朱雀是代表南方的神兽，它代表的颜色是红色，代表的季节是夏季。我凭借着我个人发明的这一文化催眠术，默默护佑我航向结古寺俯瞰下的州府之地，忽隐忽现地伴随我即将展开的叩访之旅。

　　事先明确下来的一项采访任务，就是写写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来之前，我们的《人文周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反映该团的有关文字和图片。主打稿件是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玉树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李勤芳撰写的。在阅读过这篇题为《在我们那代人眼里，演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的纪念文章后，我们编辑部的编辑陶醉在一种读到一篇好文字的兴奋感里。可以说，这篇文字把歌舞团从前走过的光荣与艰辛之路，写得像青稞一样籽实饱满。土生土长于结古镇，作为玉树文工队老队员的李勤芳先生，那深挚的文字，已经转换成了一卷具有特殊分量的记忆胶片。它们一帧一帧地重新拷贝在人们的脑海里，像青稞麦芒似的秀美、韧长，穗穗指向崇高的苍穹，最终让人肃然起敬于这支优秀文艺团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代代秉承的歌舞情怀。在这里，记者忍不住要再次回放几个“经典瞬间”：

　　——那会儿过江只能靠皮筏子摆渡，我们大家之前都从未见过皮筏，所以刚开始大家还都兴致勃勃，争先恐后地往江边跑去，当跑到河滩看到皮筏时，我们都不免担心起来。所谓的皮筏，就是在一个方形木排下面捆扎着十几个充气的羊皮囊，随着江水在不停地乱晃。大家谁也不敢上去，真担心它会翻到江里，女队员们更是吓得不敢靠近。害怕归害怕，但江还得过。

　　——午后，我们在高坡顶的牧业点为两户牧民演出了一台歌舞。我们的牧民观众加上县上的几位干部，总共也不超过七八个人，但他们欣喜的目光和热情的掌声就像那天明媚的阳光，温暖了我们每一个队员的心。

　　——放眼望去，天地间茫茫雪原望不到边。车把式根本辨不清简易公路的路面，于是我们几个男的骑马在前面探路，其余人员乘坐马车跟在后面。走在前面稍不留意，马就会突然陷到没肚深的雪坑里，我们只好下马蹚着深雪一步步向前探路。几个人牵着马还不忘拉开架势，放开嗓子吼一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从江边到马场不到6公里的路程，我们竟艰难地跋涉了五六个小时。到马场后我们的裤脚和鞋子都被冻在了一起。

　　——在我们这代人眼里，演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观众就是上帝。无论是上千观众的大型演出还是三五看客的小场表演，在我心里演出就是一种仪式，是抒发情感的仪式，是升华灵魂的仪式，更是我与观众心与心交融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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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有幸和老一辈的歌舞演员们坐在一起，听听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甚至只是感受一下他们如今已经变白变稀的一头霜发，起皱的脸孔，望向草原深处久久不肯收回的眼神，便足以带给人们再一次的感动，让人肃然起敬，血液升温，直到整个人骤然昂奋起来。记者此行就是想乘着歌舞团六十庆典的机缘，一面温故，再寻觅一些老当年的故事，一面知今，瞻顾一下如今焕然一新的年轻团队。

　　成立于1957年的玉树州民族歌舞团，前身是“玉树州文化工作服务队”，。泾渭分明的新旧两个时期，既可以让人们从中窥见历史的烙印，又能看到不同的时代风貌。譬如先前的文工队在人员结构上，历任主创人员中有除了本土或不是本土的藏族以外，还有来自河南的昌承斌(汉族)、北京的孟伟(汉族)、四川的胥建军(汉族)，土族的李生华、回族的绽继业、满族的费俊，这真是多民族兄弟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才艺，不同的籍贯和族属，就这样相互融汇，构筑起这个专业艺术团体在以往岁月中辉光缭绕的荣耀和远近闻名的声望。

　　记者在采访中，和“上海阿拉”陆新如的攀谈，撩开了文工队的又一个角落。陆先生的口音虽然还保留着吴语的乡音，可15年的文工团经历，已经让他的性情和做派，熏染上了康巴人的气息。大块吃肉，朗声大笑，哪里还像个“阿拉”呢！他早先在团里拉二胡，后来又到上海交响乐团培训两年，练习大提琴兼民乐。他回忆说：那时候团里搞的“单管编制”，起步于七十年代初期，有过六七年的风光，到了八十年代才日渐式微。记者从《岁月如歌》的团庆图册里，看到过一张“单管编制”的“全家福”老照片：十几位清一色的男性乐队成员，有席地抱着圆号的，有捏着单簧管的(后来以作曲闻名藏区的更嘎才旦，此时手里操持的就是一支单簧管)，有揣着迫击炮筒似的双簧管的，而高过一人身高的大提琴更是惹眼地庞然其间。蹲在第二排的陆先生，肩头上则斜过一支琴弓……不是听说和看到，记者真想不到七十年代的康巴村寨、边僻草原，也曾热烈而新鲜地鸣响过这些装备齐整的西洋管弦的声色！陆先生还回忆说，那时候住在帐篷里的牧人看演出的瘾头大得不得了，看完一场还想看第二场、第三场……我们骑着马下乡演出，碰上寒冷的天气，铜管在低温环境音准下降，小号等铜管乐器就会冻住，无法按动键子的活塞，演奏者就要用皮袄去捂热……

　　“风暴”，一个听上去充满了七十年代“味道”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西然松保，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玉树人，是最早的乐队队长，擅长拉手风琴。由他编写的曲子《扎西德勒》(省歌舞团舞剧)、《边塞忠魂》(州文工团舞剧)、《庆丰收》、《送茶路上》都成了团里的保留节目。他最感骄傲的，就是当这些旋律优美、打动过无数听众的流行曲子，通过广播播送出去，许多国外的藏胞都听得热泪盈眶，都想急切地踏上返回家乡的旅程……

　　后来曾担任过玉树州文化局局长的代尕，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1964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他是1970年到玉树州革委会思想宣传队从事音乐创作的。他编创的舞蹈音乐《美酒献给党》《金色的太阳》《雪原小鹰》等舞蹈音乐，可以说承载了一代人的激情和记忆。他们编创的歌舞，不仅声震乡梓，还旋风般地传播到西藏，成了拉萨歌舞艺人竞学的范本。代尕局长回忆说，当时玉树有47个乡，他们这支乌兰牧骑式的队伍，就是凭借着双脚和马蹄，把最时兴优美的歌舞送到了雪域村寨、边僻草原。他没有向记者讲述他们当年经历的万苦千辛，反倒讲起他们深入到囊谦时，演员们住在枝柯交纵的原始森林，团队骑行时马跑在前面，马背上却空空如也，原来骑马者被挂在树枝上……此刻，留在老人家脸上的是憨然一笑，那笑声仿佛穿越了岁月，又回到了当初的事发现场。那可是个把苦累瞬间转化成快乐的年月啊！最让代尕局长魂牵梦萦的，还是遍布在玉树大地上的藏族歌舞。他依稀记得，当年带着队员在称多县白龙村学习那里出了名的白龙卓舞，还创编出了名噪一时的歌舞《金色的太阳》。这种只能由成年男子参加，每个舞者头缠红色缨穗，身着红、黑两色氆氇装，围成两圈后先由一方唱，然后又由另一方将唱词复唱一遍的舞蹈，唱腔韵律是那样的深沉而悠远，庄严而凝重。令老人欣慰不已的是，当年学跳白龙卓舞的演员嘎玛多德、布琼等，后来都成了白龙卓舞方面的专家。在编创反映格萨尔骁勇善战的歌舞剧《出征》时，队员们又悉心学习一种叫做“郭哇”的武士舞，这种堪称高原藏式仪仗舞的男子群舞，多在将士出征时跳起，舞者右持长刀，左持弯弓，场面浩大，气氛威武。搬到舞台上的“郭哇”，气冲霄汉的阵势，完全可以和民间舞者们颉颃上下。

　　让记者十分激动的是，见到了当年担任过玉树州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李勤芳先生，记者当面向他表达了编辑部对他那篇纪念文章的激赏和感谢。快要迈入古稀之年的他，风采不减当年，一点儿也不显老。他说他是1987年离团，到青海省电视台文艺部一直干到退休。从他那里记者得知，作为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支文艺团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不仅要表演藏族的舞蹈，还要学习兄弟民族的舞蹈。比如当年表演彝族的舞蹈《阿哥追》，遇上的麻烦就是服装问题。彝族男子一般多穿黑色窄袖且镶有花边的右开襟上衣，下着裤脚宽大的长裤，头顶留有尖锥状的“英雄结”。他们就极尽所能地用藏族的衣裤来改造；演朝鲜族舞蹈《打谷场上庆丰收》时，朝鲜族男人戴的象帽藏区里找不到，就和土登西周想办法，用搪瓷灯罩做帽子的骨架，然后用绿绸子包起来，再用铁丝和其他东西固定好。帽顶上再做上飘带，这样演出时舞者通过颈项的力量频频摇动头部，象帽上的飘带就会飘转旋舞。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表演，同样保留在《岁月如歌》的团庆图册里：在打麦场上，坐在草料棚房檐下的农牧民，目光齐刷刷交织在一列正在舞蹈的男女表演者身上。领舞的男演员半弓着腰身，象帽上的飘带在玉树的蓝天下甩出如环如圈的空灵轨迹，他身后则是康巴的“卓玛”们扮装出的、穿着“契玛”(长裙)翩翩而舞的“阿玛尼”们。

　　最让记者大感好奇的一件重大的往事，就是当年他们是这样在藏区移植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李勤芳先生介绍说，，样板戏的移植大致上经历了三个过程：当时是思想文艺宣传队推广样板戏，安排了京剧《红灯记》选场，让大家学唱京剧，这是第一阶段。那时候没有录音、拷贝，学员们就跑到电影放映队去看京剧电影《红灯记》，一句一句学。第二阶段就是用藏语来唱京调。团里就请官却杰和外面的一些翻译人员翻译唱词，像剧中李玉和夸赞女儿铁梅的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要用藏语一点一点对上汉语唱词的音节。在州上演了两三场，观众觉得十分别扭，有人就提议为什么不用藏族的调子呢？后来，到了第三阶段，就把京剧《红灯记》改成了藏语歌剧《红灯记》，还进京参加了全国样板戏调演，演出了第二场《接受任务》和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那时候，马伊沙、常承斌、代尕等人都参与了作曲。其中，最让代尕得意的是为《红灯记》中李玉和赴刑场的那段高潮所做的曲子，他把京剧腔调大胆地与藏族音乐结合起来，用藏族的宗教乐器代替京剧的打击乐器，把高昂的革命斗志渲染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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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玉树州民族歌舞团已经走过一个甲子，无论是先前的老文工队员，还是现在又一茬风华正茂的新一代，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批让世人瞩目的歌舞明星，都能创编出一大批蜚声藏区、享誉大江南北的歌曲和舞蹈。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爆发力，一直延续到扎西多杰担任团长至今的这个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一曲《妈妈的羊皮袄》的走红，作曲家扎西多杰的名字，很快就从康巴草原传到了全国各地。之后，《祝福你远方的客人》《一首歌》《和你一起飞翔》《月光落地的声音》《雪域神山》《吉祥的哈达》《雪域的祝福》《牵着远方的人》《美丽的姑娘》等歌曲，不仅斩获各类创作奖，更重要的是，它们成了人们在歌厅、聚会上、私家车音响里不断播放、点唱的歌曲。而在扎西多杰的麾下，现在的成员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位，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与早期的团队有所不同的是，如今除了一位汉族队员和一位来自安多的藏族队员以外，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康巴人。团里还拥有森格、邢平、普布永措、达哇卓玛、益西措忠、扎西才藏、久江才、李玲、布达洋等10多位舞蹈编创人才，还有一位非遗传承歌手白玛永西。

　　作为这个优秀文艺团队的领头人，扎西多杰有着自己远大的文化抱负。当他看到今天的歌坛、舞坛许多时候仅仅是把藏族歌舞当做一种时尚文化的消费时，当他看到一些音乐人、舞蹈编创者根本无法沉下心去牧区、草原采风，而只是把藏族歌舞掐头去尾，粗鄙地只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装饰和干瘪的标签之后，他就越发自觉地领有了这一代康巴艺术家的一项神圣使命。在采访他的时候，他特别反对时下一些没有灵魂、没有文化内涵的藏族歌舞，更不情愿把藏族的歌与舞人为地分割开来。碰巧遇到的山歌王子扎西尼玛就此评价说：扎西多杰最大的贡献就是一直走在民间。他每一两年必须走到乡下，带领主创人员在藏区采风。扎西尼玛说，藏族有句谚语说：没有音乐的舞蹈怎么跳？没有酥油的炒面怎么吃？他们都觉得藏族歌舞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有机整体。随意拆分，就会远离康巴歌舞灵魂。

　　知道了这样的艺术理念，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在团庆60周年这时间节点上，打造出一台两个多小时的大型非遗民俗剧《音画玉树》。细心的观众甚至会发现康巴艺术大剧院为了这台有着集大成功能的剧目，把整座剧场装饰成了一座庞大的帐篷。整部《音画玉树》真切地呈现了康巴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藏历新年，到婚庆、赛马、擀毡、收割、打墙这些民间民俗生活，还有庄重的信仰世界，有宗教舞蹈“夏囊”(黑帽舞)、邦羌舞(面具舞)、根日(骷髅舞蹈)……如此庞大、恢弘的架构，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相辉映的民族记忆、故土情怀，呈现得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丰富、饱满，异彩纷呈，意蕴深长。

　　在这之前，由享誉康巴地区的藏族音乐人代尕主编，扎西多杰任副主编的《玉树藏族民间歌舞音乐大全》在201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600多首根植于玉树民间的“卓”“伊”“勒”“仲”的歌词和曲调。热爱家乡文化，一直守护着康巴文化根脉的扎西多杰，还想着把藏族的传统乐器，像称作“碧旺”的牛角琴、热巴艺人拉的“弦子”乐器、扎念琴(安多地区叫龙头琴)、鹰笛、胫骨号等藏族民间乐器好好挖掘一番，还想搞一部《三江之舞》的舞剧，收集、整理《格萨尔》丰富的唱腔……

　　面对扎西多杰和他带领的玉树州民族歌舞团，，郝思嘉站在浓雾弥漫的院中，想起父亲曾经对她说过的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摘自青海新闻网